改变我命运的1978

倾诉人：琚先生男培训教师采访时间：２００７年４月９日采访人：记者王枫
　　下放１９６０年，在这一年，命运对我们全家敲响了沉重的钟声。我仅仅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有一天，我正在上课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的人，和班主任交谈几句后，把我叫出去。他们把我带到一辆卡车前面，我看到了父亲、母亲、弟弟和刚出生的妹妹，卡车上还装着家里简单的家具。
　　我们被下放了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，不，甚至连农民的待遇也不如。这是我后来弄明白的事。父亲毕业于西北大学外语系，当时正值干事业的花样年华，但是从某一天起，他突然变成了下放的邓县某村属大食堂的一名炊事员，开始从事使力的毫无科技含量的工种。这很有戏剧性是吗？在那个年月，许多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，弄不好就会被“戏剧”一下，这当然不是好事。而在我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是：我再也不可能坐在那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，村小学的教室四面窜风，桌子是石头上搭的木板，而不久前还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再也见不到了。
　　我们享受着“副社员”待遇，没有固定住处，社员谁家能腾出房子我们就去谁家住，这叫“串房檐”。恍然如梦，命运根本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。如果你想让一个人绝望，干脆就让他一夜之间从城里有公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“副社员”。但是我的母亲可没有绝望，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曾是冯玉祥手下一名军官，她继承了他的英雄气概，她身上的胆量和韧性支撑着全家。全家要活下去，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这些最基本的需要一下成了最迫切的问题。她听说县城有卖阿尔巴尼亚的灯心绒布，于是在半夜两点起床，抹了把脸，连夜走几十里山路，去县城给我们三兄妹扯布，为的是让我们出门绝不比别人差。她生怕去得晚布卖完了，连夜动身，孤身一人摸黑赶路，一定要在天亮前到达县城把布拿到手。
　　我继承了母亲的这根筋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从小爱读书，即使在后来做知青的时候，我也随身携带书本。当时提倡“滚一身黑泥，炼一颗红心”，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”，可我觉得自己没受到多么有价值的教育，倒是没完没了地干体力活，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。晚上同伴们都出去玩了，我就在宿舍的马灯下看书，为此没少挨批，说我浪费集体的煤油，没有一心一意扎根农村，其中有一句话我还记得：难道土坷垃里也能扒出ｘｙ？我没有争辩，但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，看书学知识任何时候都错不了。
　　等到了能够推荐上大学的年龄，有一个词开始日夜在我脑子里闪烁，挥之不去——“上大学”，一定要上大学！那一年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在我们县有一个推荐名额，我跃跃欲试，觉得非我莫属。我平时经常在报纸广播上发表文章，还被抽调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，在县里已经有了点名气。但是这一次命运只是给我开了条门缝，就又一次咣当关上了，在面试和笔试都通过后，我却被县里一个头头的侄女顶了下来。我欲哭无泪。报道组的同事安慰我说，现在通讯员干好
　　了，一样可以调到报社工作，这样的例子不少，好好干，走这条路吧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想法，我就是要上大学，受高等教育，这是我的梦想啊，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　　１９７７年，我已经在伏牛山区的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当了一名运煤工。国家正是在这一年恢复了高考。听说不再推荐上大学，而是凭真本事上大学，我欣喜若狂。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人，靠推荐上大学是白想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！如果凭着真枪实弹的考试我还上不了，这辈子就认了，再不想继续受教育的事了。
　　在我磨刀霍霍准备参加高考时，我的身份是一名运煤工，这是厂里地位最低的工种，和车工相比，毫无技术含量，连锅炉工的地位都比不上。运煤倒不难，我只需把煤装上手推车，运到锅炉房，再卸下来，就完事了。但是需要说明的是，手推车不知道谁设计的，好像存心和我过不去，只有一个把，我只能通过一个把和满满一车煤较劲，一天下来，肩膀累得像要掉下来。
　　１９７７年第一年恢复高考，但是因为山里信息闭塞，我错过了报名的机会。到了１９７８年，我把想考大学的意思写信告诉家里，家里回信让我再考虑考虑。那时父亲还没有恢复工作回到城里，母亲没有工作，我一个月３０多块钱的收入，除了自己留些零花，其余全部寄回家里。如果我考上学离开工厂，这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断了。父母的意见开始让我犹豫不决。他们莫名其妙受了那么多罪，现在眼看着我的饭碗要丢了，反过来还得养活我，他们的反对当然入情入理。
　　在５０５车间有一个技术员叫王钢建，毕业于华中工学院，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。此人三十来岁，瘦瘦的，风趣可亲，我们下了班都爱去找他喷喷。我去找他，把我的困惑和他说了。他使劲拍了我一下，吓了我一跳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？还有两个月就考试，别人都准备得差不多了——当然要上大学！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甘心拉一辈子煤吗？你要是这次错过，就永远错过了！”王钢建让我坐下来，给我讲大学里的事情，我听得脖子都直了——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啊，多么迷人，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就乱了，整个中学时代都是混过来的，比文盲强不到哪儿去。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和知识彻底地亲近，做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！人这辈子总会遇见几个对你的一生至关重要的人，他们只消几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，你就走了另一条路，人生因此改变了，他们是命运之神派来的，站在十字路口，等着你。王技术员和我非亲非故，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将永远记着他。
　　临走王技术员借给我一本书，我看了一眼书名——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回去我一口气看完了，这本书记述了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摘取数学明珠的艰苦卓绝的历程，让我大受鼓舞。
　　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原来什么也不会，就像冲上了战场却发现没有拿武器。考大学需要的知识点要么没学要么忘光了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我把东拼西凑来的课本和复习资料统统装到
　　一个旧书包里，随身携带，有空就看。还有两个月时间，班里本来有三个辅助工，其他两个人都因为和领导有关系被抽走了，原先三个人干的活现在都堆到我一个人身上，当时我还是车间团支部书记，有不少事务性工作要做，根本没时间复习功课。
　　后来厂里领导知道了我要参加高考，就把我换到了保卫部门看守厂房，这样能有时间复习功课。我只需要晚上围着厂房巡视几圈，剩下的时间就都归我了。我们厂没有院墙也没有大门，在山沟里平地而起，半夜出来，实际上是在山里转悠，心里毛得很。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时间准备考试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　　我爱好文字，一直没有放弃写作。我相信作文能替我挣分。在那两个月里我反复练习，记叙文、议论文、说明文、书信体……结果上了考场打开试卷一看，却是完全陌生的文章缩写。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我并不慌张，从从容容写完了，感觉还不错。
　　１９７８年高考我是全厂唯一一名进入文科分数线的考生，美中不足的是分数和我估的有差距。于是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纠分之旅。
　　纠分过程快把我扒掉一层皮，我不分昼夜在工厂，县、地区、省各级招生部门奔波，最后终于要回了理应属于我的３４．５分。加上这宝贵的３４．５分，我已经超过当年郑州大学的录取线。但是这时招生已近尾声，各大学基本上招满。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件事，差点让我和大学失之交臂。
　　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，在工人中很不得人心，他曾经想拉我做他的亲信，被我拒绝了。在这个关键时候，他竟然整出了一份材料，上面写着在我当班时车间丢了一百多斤烟煤，打算寄给高招办，一举断了我的前途。需要说明一下，当时由于厂房是开放式的，到了冬天，工人家属为了御寒，就会顺手牵羊拿厂里的煤回去烧，车间丢煤并不少见。但是如果这份材料让招生的同志看到，他们不了解情况，就会认为我这个人不堪信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亏厂里领导发现了这件事，出面制止，他才没有得逞。
　　这一年，１９７８年，我终于被河南某师范院校录取，走进大学，圆了我的大学梦！
　　１９７７年首次恢复高考，对于长期渴望知识渴望深造的青年来说，就像久旱的麦苗遇到了甘霖。１９７８年，因为对考生年龄没有限制，加上老三届甚至更早，有６００多名考生走上考场，平均年龄２４岁。我们班有几位同学，孩子都有好几个了，我尊称他们为“老大哥”。听说在别的系还有师生同班、父子同班的现象，这是现在的孩子想象不出来的，可这就是大学的魅力，这就是历史。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我分配到某厂当了一名教师，从事对厂里技术人员的外语培训。而在４年前，我还是一名运煤工，是厂里地位最低的工种。
　　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知识能改变命运。当然，我更对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者们心怀感激，没有他们拨乱反正，尊重科学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做出这一重大决策，公正、公开选拔人才，“清华小学”、“北大小学”还不知道要办多久，中国千千万万有理想的青年人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辉煌人生，报效祖国的梦想！
　　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，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。８月６日，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，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，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，还要补习中学课程。邓小平插话道：那就干脆叫“清华中学”、“清华小学”，还叫什么大学！８月８日，许多代表呼吁恢复高考。邓小平问：“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？”大家回答，今年改还来得及，最多晚一点。邓小平听后，当即决定，从当年起恢复高考。
　　３０年来，我国共有近６０００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，１０００多万人被高校录取，其中培养出３万多名博士生和３０多万名硕士生。
　　摘自《环球人物》
　　７７、７８级的集体记忆
　　在某种意义上，７７、７８级和老三届新三届之类的知青集体有着天然的交叉和重叠部分，虽然不是等同的。这一不等同之处就在于７７、７８级最终从穷乡僻壤的花果山进入了学院派的如来庙门。一位年轻的教授和博导曾经不无自得地揭示出一个“学术界的１９５５年现象”：现今诸多学术门派、山头的掌门人和高手，许多都是１９５５年左右出生的，有着一段丰富的知青经历和一段紧随其后的意气风发的７７级、７８级骄傲的辉煌。这样，他们拥有了辛酸和空白，可同时他们也在辛酸和空白之后获得了重新生长的机会。就像一片山坡上，剩下一片无人照看的野山楂树，突然受到特别的恩泽和浇灌，于是就迅速生长，成为最茂盛的一片。而其他的灌木丛却在默默中自生自灭。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难，并因为苦难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成。
　　诗评家和教授程光炜在回忆他的１９７８年时，掺杂着难以掩饰的幸运感和感叹。那一年他和众多握惯了锄头的手一起拿起了笔，可是，也就在那个决定命运的窗外，却有更多的人游离在了这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之外。当他兴冲冲地把那一激动千万人心的消息告诉一位“很有天赋”的同学时，却被漠然拒绝了：“你看我还有这个命吗？”
　　命运由此分岔，记忆也从此显得惆怅和沉重。很难想象，没有苦难和沉重，这幸福又能有多么珍贵和难以让人释怀。在７７、７８级或者“学术界的５５年现象”今天温文儒雅、西装革履、海阔天空、进退自如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一个低低的无言的地平线。他们当年正是从那里出发的。而在那地平线的背后，黑黢黢的、只有一个轮廓的村庄里，又埋藏着怎样的往事和故人？
　　这就是７７、７８级的记忆。一旦他们将它从历史的地平线中拉出来，它又是那样让人久久不能平静、不能释怀。它是个人的，同时又是集体的，更是历史的，同时，它又是今天的。